29, 10月 2022
为了写一部垫棺材的书他搭上了半条命

“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景区,将在近期实施拆除”,看到这个新闻,真是哭笑不得。

这部因作品《白鹿原》而兴起,投资了3.5亿的旅游项目,运营了仅4年,就走入了末路。

但这并不意外,像白鹿原民俗村这样寿命不长的人造景区,还有很多,打着文化的招牌,却只看短期商业利益,让游客感受不到丝毫当地民俗气息,那关门是迟早的事。

《白鹿原》,是陈忠实陈老的盖棺之作。这部伟大的作品,将黄土高原上的民族秘史生动地呈现给了世界。

做产业如同做人,探究文化,始终要摒弃单纯的眼前利益。而想要真正看懂《白鹿原》的民俗,还需要先读懂陈忠实这个人。

陈忠实没有想到,自己50岁时写出的小说竟然如此受欢迎,成为当时的大爆款。

这部被誉为我国民族史诗的作品,不但获得了矛盾文学奖,还被教育部列入“大学生必读”系列,而且翻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。

1950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,父亲将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手上,说:“你明日早起上学去,跟你哥合用一只砚台。”

小学毕业后,他考上离家50多里路的西安市第三十六中学,路途遥远,他只好寄宿在学校,周末才回家。

陈忠实和哥哥陈忠德上学的课本、工具以及菜票、开水费等,都是父亲种树卖树的钱买来的。

很快,父亲无树可卖了,他对初一只上了一个学期的陈忠实说:“钱的来路断咧!树卖完了,你得休学一年。”

父亲愧歉地说,先让哥哥念完中学,等到哥哥考上免费的师范大学,压力缓解后再供他上学。

但那时的陈忠实是自卑的,城里的同学,课余时间都参加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,他没有这个条件,只能一头扎进书堆里寻找精神慰藉。

越是物质贫瘠的人,越追求精神上的丰富。正是这时拼命的阅读,改变了陈忠实的一生。

“呀,这些人和事,这些乡村的语言,我知道的也不少,居然还能写进文章,还能进入中学课本?那么,我也能编这样的故事,能写这种小说咯。”

语文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满分5分,还在右上角添了一个加号,并且写了两页红灿灿的评语。

《白鹿原》里有这样一句话:“好饭耐不住三顿吃,好衣架不住半月穿,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。”

读书,成为陈忠实跳出白鹿原的根基,但比书更重要的,还是陈忠实内心愿意改变命运的初心。

1959年春天,陈忠实从报纸上得知,柳青的作品《创业史》即将在《延河》上开始连载,心里莫名地兴奋和期待。

然而,从1959年到1962年,陈忠实的三年高中生活,进入了全国最困难的时期。

他其实很想跳出农民的圈子,想考上大学。可是因为全国性大饥荒导致的经济困难,到1962年,全国高等学校招考率不到5%。

父亲担心家里再多一个神经病,对他说:“当个农民又如何啊,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吗?”

想到白天干农活,晚上会没有精力看书写作,他干脆申请到村里的小学当民请教师。

人,有一万个理由放弃,就有一万个理由振作起来,因为,世界上,只有自己能成全自己。

到了晚上,一间破屋子、一张烂条桌、一个煤油灯,成为了陈忠实自学的“课堂”。

上不了大学,他就立志自学4年,争取4年后发表一篇作品,算是自己“大学”的毕业作品。

靠着自学,陈忠实当起了业余作家,这期间,他写过快板书、诗歌和短篇小说,但是知识结构不平衡,文化视野局限的缺点,一直是他致命的弱点。

比如说,爱情一直是文学的主题,却是陈忠实的难题。而由于他当了一辈子农民,也只能写出农村题材的作品。

比如他早年的小说《接班以后》、《高家兄弟》等,都明显有着“阶级斗争”的模式,还有僵化的“三突出”人物构造法。

如果一个作家自我禁锢,他的文学之路只会越走越窄。可不幸的是,时代没在最好的年华里给他机会。

1967年早春里一个寒冷的日子,陈忠实偶然见到柳青戴着纸糊的高帽子,被押在卡车上游斗。

他心里那颗文学梦立刻被冷水浇灭。那段时间,他只写公文,只接受政策文化,政策宣扬什么,他就写什么。

但文学理想又该怎么办呢?如果陈忠实一直只写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,他永远也写不出《白鹿原》。

在《白鹿原》里,他借朱先生的嘴写了一句话:“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界,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。”

他看见村里穿着喇叭裤披着长发的青年男女,他和朋友去看摇摆舞,第一次看到穿得性感的狂魔乱舞。

“分田到户”时自己家里竟然也有田了,看到县长给全县第一个“万元户”披红戴花的时候,他想起了柳青。

面对时代的巨变,很多老作家一时接受不了,很难进行新的创作,要么只是写一些艺术技谈的文章,要么跟随潮流下海经商。

但陈忠实深刻地意识到,时代要变了,自己从精神到心灵,也都需要一个自觉的彻底改变过程。

如果不把身上的腐肉剥刮干净,重新长出新的来,怕是无法写出适应新时代的作品。

他知道自己心灵感受的盲点和误区在哪里,比如,文学基础薄弱,视野窄,见识少。但他依然决定对自己进行“精神剥离”。

想来想去,他决定把一直盯着乡村现实生活的眼睛,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,由关注新农村政策,转移到关注农民的心理和命运的思考。

这时候,上头却准备派他去陕西省作家协会当书记,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梦想。

“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成器,做点文墨文字的事还可以滥竽充数,一当起官来自个心里先怯得惶惶,日里不能食夜里不得眠,生就的雀儿头戴不起王冠。”

他知道自己当不得官,而当时他最想做的,就是要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,写一篇能够折射隐秘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小说。

“巴尔扎克说,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陈忠实把这句话写在《白鹿原》的扉页上,然后走访调查2年,闭关呆在郊区祖屋里,一写就是4年。

“有一天我去世了,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,也就够了,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,只要能让自己满意,能对得起自己喜爱文学的这大半辈子。”

当他勇敢地把自己身上的“本本”思想完全剥离后,便获得了一个全新的陈忠实。

没有这个破茧过程,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,当然也就没有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。

“60、70后也许能读懂《白鹿原》,80、90后可能无法理解那个历史的故事。”

就像书中睿智的朱先生那句广为流传的话:“房是招牌地是累,攒下银钱是催命鬼。房要小,地要少,养个黄牛慢慢搞。”

无论贫困、还是灾难,无论是利益的诱惑,又或者平淡无味的生活,都要坚守心中那份初心,敢于刮掉腐肉,追求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。

陈老先生用一辈子悟出来的道理,才是值得我们追寻的白鹿原。这是多少民俗村,都无法塑造出来的白鹿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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